小说中凡提到癞各尚、跛道人处，都有着隐示节发展、人物命运的预言作用。正当宝玉与黛玉的恋爱婚姻问题发展到明朗化、仿佛已被贾府众人公认（读此回众人对他俩所开的玩笑便知）、幸福就在眼前的时候，突然飞来横祸，宝玉被魇魔法镇住，险些送命。这种“乐极生悲，好事多魔”的变故情节，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后来更大的变故情节－－贾府事败，宝玉沦落，宝黛爱情理想突然破灭而“作引”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淹留于狱神庙的，除宝玉外，还有凤姐。而他们二人的罪名，不外乎是癞僧所说的迷于“声色”与“货利”。续书者曾仿此回写宝玉失玉疯颠、癞僧送玉除邪。但脂评指出，“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可见，在原作者的构思中，后面已不再重复此类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情节了。

作者借癞和尚之为“声色”所迷，犹如凤姐之为“货利”所迷。这也是对宝玉生活中“绮栊昼夜困鸳鸯”一面的否定。但这决不等于说作者把宝玉与凤姐等量齐观。凤姐终到至利欲熏心，自食恶果；而宝玉却在体验现实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地“醒”来，冲破了所谓“迷关”。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醒悟”并非表现为最后成了一个“改恶从善”的“正人君子”，恰恰相反，他与劝谏他成为正人君子的薛宝钗决裂了。可见，小说不是为了宣扬“去欲存理”。脂砚斋责备宝下“有情极之毒”、“一生偏僻”，正可证明宝玉不仅有所悔，更有所恶、有所恃。如果不透过现象分析实质，就无法解说为什么宝玉始终不醒悟，并改变他的“偏僻”“乖张”亦即封建叛逆者的性格。不这两首诗中，宝玉的生活思想历程被作者蒙上了一件厚厚的风月情孽和宗教宿命的外衣，其中又渗透着作者对现实人生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这样，就不仅把事情的本质弄得扑朔迷离，而且也给人以消极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