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母于金陵的贾政先得到宝玉中举又失踪的消息，接着又知自己已被“恩赦”复职，便赶路回京。雪夜泊舟毗陵驿（今江苏常州市），见一人光头赤脚，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向他倒身下拜，细看知是宝玉，刚要对话，忽来一僧一道，挟住宝玉飘然而去，还听到三人中不知哪一个在唱这首歌。

鲁迅认为续作中宝玉出家“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惟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却令人觉得诧异”（《＜绛洞花主＞小引》）。又说，“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论睁了眼看》）。肯定了续作对宝玉出家结局的安排，同时指出了在描写上的根本性的缺点。

一僧一道挟持宝玉俱去的描写，也同样不符原作者的本意。宝玉的出家是他“偏僻”行为的突出表现，即脂评所感到愤懑绝望的现实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态度应该是决绝的。试看甄士隐的弃世，他只说了一声“走吧！”就“将道人肩上的褡裢抢过来背上”，随之而去了。注意！是他主动抢道人的褡裢，并催人家走，而不是象续书中宝玉那样被僧道“夹住”，喝令他“俗缘已毕，还不快走”的。见过后半部原稿的脂砚斋就批甄士隐的弃世说：“‘走吧’二字真‘悬崖撒手’，若个能行？”意思是甄士隐的决绝态度真象后来宝玉的出家，别人是做不到的。曹雪芹写柳湘莲的出家也如抽鸳鸯剑、断烦恼丝，一挥而尽，从无返顾。但宝玉、士隐、湘莲所坚决抛弃的东西，续作者自己却十分热中。因而，当他违心地写这样结局时，惋惜、留恋和迫不得已的情绪也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来。这里，我们正好借薛宝琴的两句诗来评续作者：“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离尘歌》本应是寄托宝玉愤世思想的极好机会，然而整首歌中，有的只是与续书中所有诗歌同样空洞的字句，翻来复去，说的无非是宝玉回大荒山青埂峰去了。甚至连歌是谁唱的也故意叫人弄不清楚，仿佛宝玉和僧、道已“三位一体”，成了真正的仙界人物。这除了渲染宗教所必需的神秘气氛外，还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