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德进 最早看到席德进的画，大概是我中学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在杂志封底的，好像是油画的相片，海景型长长的尺寸，格子地面，在画的右前下方一对男女用舞蹈的姿态相拥在一起，男与女都有着一双又浓又黑的眼睛。为什么曾注意到，是因为画家姓席，名字里又有个德字，和我姊姊席慕德的名字竟然有两个字相同，觉得很巧、很有意思。 看他的画展大概是大学了，黄主任带我们去南海路的美国新闻处，那年我好像不是大一就是大二，所以黄主任并不认识我，可是因为我刚好走过他身边，他就叫住我，要我仔细欣赏眼前的那一张作品。 “仔细看看！多有力的线条！” 那是一张蜜黄色的少女像，黑色的轮廓线很强烈，黄主任微侧着头、眯着眼，一直在称赞着那张画。 那次大概是席德进很成功的一次个展，在当时，他已是个锐不可当的青年画家了，会场里人很多，有人叫着说：“画家来了。”于是很多人就挤过去，那时候还很怕羞的我不敢和人家挤，于是，始终没看到画家是个什么样子。 大四时，开毕业美展，我初中时的一位张老师来看我的作品，我陪着他整个会场走了一遭，送走了他以后，几个同学跑过来说： “怎么？席德进来看你的画展啦？” “谁说的？” “别班同学说刚才那个人就是席德进。”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久以来，我总会遭遇到这一类的问题。总有人问我：席德进是不是我的父亲？是不是我的哥哥？和我有什么关系等等，开始我还会耐心地回答，问着问着，我就有点烦了： “他做我爸爸嫌年轻，做我哥哥嫌太老！” 问的人似乎觉得，在绘画界里不可以有两个人一起姓席似的，所以非得问问清楚不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遭遇到这种困忧，可是，等我出国回来以后，席德进也开始遭到这种困忧了，等我认识了他以后，才知道，有很多人问他，席慕蓉是不是他的妹妹？他用四川话很得意地说： “我的朋友说，如果席慕蓉是我妹妹的话，他们才买她的画。” 好家伙！原来如此，怪不得我的画卖得不如他的，原来有这样一种心态在。 可是，在当年，在席德进年轻的时候，画也不是那么好卖的吧？记得他那时候画了很多鸭子，在社子那一带的浮洲上，就是他写生的好去处，画完了鸭子卖给美国人。我对他那一阵子的画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家住北投，每次坐公路局车上学，快到动物园时就可看到一片他水彩画中的景色：竹林里的小砖房，房前稀疏的栏杆，栏杆前白白胖胖的鸭群，鸭群总是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里，水纹总是那么轻轻浅浅地勾上几笔。 “大家说他画的像都比本人好看，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找他画像。” 其实，在席德进的人像作品里，有好多张都是很有分量的，那像画诗人周梦蝶的那一张，画家庞纬的那一张都很传神，很有力。不过，也有几张油画人像实在很闷，好像画家并不想画，可是又不得不画的那种感觉都在笔触之间显出来了。 什么时候，一个画家才能做他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必为了生活去勉强自己呢？ 他在巴黎的三年，一定也会好好地想过这个问题吧？他回国以前，经过布鲁塞尔，我仍然没有遇见他，不过看到了他为文参处傅太太画的铅笔人像，傅太太说：他在蒙马特为游客画人像速写，生意很好，可是心里很气，越想越不对劲，终于决定要回来了。 当然，在法国的中国画家，仍然有很多人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不是每个人都像席德进一样，在蒙马特生闷气的。可是，也因为如此，那些人就不再回来了，画的东西有些也离中国同胞越来越远了。 而对席德进来说，他的回来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我总觉得，他的画真正开始显出特性，是从他回国以后开始的。 他大概比我早几年回国，我回来以后，常听别人说起他的水彩，在我的印象里，他的水彩大概不是些汽车就是些鸭子吧，所以也没去注意看。直到有一天，去鸿霖艺廊，看到了他画的一墙的花，我整个人都呆住了。 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才能形容他画的花呢？白色的兰、红色的凤凰木，都在一种柔阴里，深绿浅绿的叶都好像是沁在画纸上的一种温柔的梦境。而白色的花那样秀美，那样芬芳，红色的细碎的花瓣又那样厚重，那样庄严。画家是用一种酣畅的欢乐在歌颂生命，用大自然里怒放的一切来表达他自己的力量。那一种收放自如浑厚饱满的力量。 开始羡慕起他来了，同时也开始注意到他用的水彩纸是国外来的名厂出品、于是，也到美术社去买上几张同样的纸，回来也试着画了几张，却没有一张成功的。 本来也是，“成功”不是这样方便的一件事，不是说有了一样的材料，用了一样的方法就可以出来一样的作品的，世间任何有轨迹可循的来都已经是这样了，更何况是“艺术”这种捉摸不定的东西呢？ 那一阵子以后，听说席德进买了一部红色的汽车，常常一个人开着到处去写生，画了很多台湾的风景。后来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好像是在说，有些人画台湾的风景，以为就是能表现出台湾的乡土特色来，可是，因为那些人并不是台湾人，所以，他们画的风景也不过是一些乡愁的作品，换了一种面貌出来罢了，不能算是真正的台湾风景。 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也忘记了文章中文句的正确排列了，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当时看了，心里很难过，大概因为自己也是属于漂泊的灵魂里的一个，总想找一个地方停下来，停下来才能开始生活，开始去爱与被爱，而在表露了那样多的心意之后，却又被人冷冷地硬硬地隔开。而从来没有去过的故乡，隔了二、三十年，就是要再回去，恐怕也又是一种陌生的开始。命运是一种什么样的安排呢？我们该放弃还是该挣扎呢？该再度去漂泊还是该留下来奋斗呢？ 席德进是留下来了，并且，以他的画笔，一次次地展现出他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他是对的，没有什么比一张画更能说明艺术家的胸襟了：生命应该是广大无私的、应该是无分彼此的。 终于，在台中他的画展上和他见了面了。向他自我介绍以后，他就开始问我怎么会姓席？同时说他的席是四川的席，有家谱可查的。 我记得我当时是笑着向他说：“很抱歉，我的席是翻译过来的，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家谱的。” 看他一脸不太高兴的样子，我也不太高兴起来。真是没意思，早知道自己不要过来了，大年下的，讨个没趣又是何苦。 所以，以后在画展上见到他，我也不怎么打招呼了，了不起点个头，寒暄几句就是了。 等到我在美新处开画展时，有一天，他来了，和我说了很多话，并且还一直夸赞展览会场很理想，他说： “我觉得这是台北最好的展览场地了。” 那时候是民国六十六年的年底，后来我才知道，我展览完以后，就是他的展览，怪不得他会说这个场地不错，我不禁恍然大悟。 那次展览，他画了很多金门的老房子，并且展出很多他称为现代国画的作品，我并不很喜欢，我仍然想看他画的花，不过已经不大看得到了。 可是，他开始画出很多山来的时候，我又被他的水墨一般的画面吸引住了，那样的山，那样的水，真是只有东方人笔下才能表现出来的质朴与空灵，听说他每次都是写生的，一个人开着车子到处找，哪里有好景致就在哪里停下来，多么逍遥的日子啊！ 而“逍遥”也是要用很多东西去交换的，不是那样随便就可以拿到的，在生命之中，要肯“舍”，才能“得”。有一个画家住在国外，好像在一篇在国内发表的文章上写着：他平日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有需要时，才画一些画，然后把画卖了以后，够温饱就可以了。有些年轻人很钦佩他的说与做法。可是，事实上，他是可以不必为五斗米折腰的，因为他有一个任劳任怨的妻子出去为生活奔波，让全家可以温饱，让他可以高兴起来，才去卖卖画。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很受不了一些专唱高调的男士。为艺术而牺牲也许是对的，但是不能让全家为你而牺牲。所以我很钦佩那些用各种方式来维持家庭的生活，然后再坚定地画自己要画的艺术家们，他们当然会比前者生活得更辛苦。也许要为五斗米折腰很多次，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活得最尊严的一群。 要不然，像席德进这样，一个人独来独往，把所有的日子，都摆进画里去，摆到一个无人能靠近的境界里，也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活方式了吧。 他这次为了六十岁生日的展出，我去看了，那几天我正好在开自己的画展，可是，那天下午，我还是溜了出去，去参加他的开幕式，恐怕是受了李泽藩老师一句话的影响。白发苍苍的李老师和师母在看完了我的画展之后，站起来，说要去看席德进的画展。我当时还劝了几句，我的意思是说：开幕式人一定很多，老师何必去凑热闹。想不到老师脸色一正： “人多是别人的事，我去是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我心中一凛，可不是吧？席德进应该是一个画了一辈子的画家，应该是要向他表示我们的敬意的了。不在这个时候去，要什么时候才去呢？ 我回答他说：我还是站在旁边的好。本来也是，我这么多年也从没和他说过几句话，我应该是站在人群中的一个才对。 他被人族拥着从我身旁走过，并没看见我，身中穿着黑色绣花的中国衣服，表情很严肃，人瘦了好多，可是眼神依然凌厉。我心里忽然觉得很慌，眼眶酸痛，不过，人那么多，我还是尽量忍住了。 在版画家看到一位教授，我向他说出我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很悲哀、很害怕，可是他反问我： “又有哪一个人不会有面对这样的情况的一天呢？”是的，可是，又有多不甘心呢？ 教授指着墙上的画说： “所以，这些作品也是一种反抗，是艺术家对命运的一种抗议吧。” 看到墙上那样悲壮又那样恬淡的山与水，余光中的诗就来到我的心中了： 与永恒拔河 输是最后总归要输的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面开车，一面想着这首诗，想着墙上的那些画，想者席德进孤单的一生，想着他的悲壮的反抗，热泪终于流了下来。 是英雄啊！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英雄啊！在他寂寞地奋斗的路上，有谁扶持过他一把呢？我们可以说他孤僻，说他狂傲，说他对金钱的计较，然而，在他咬着牙为一个理想而坚持着的时候，又有谁会安慰过他，帮助过他呢？ 有谁想过，他也会是父母怀中爱娇的孩子，他也会有过一段黄金般的童年，若他自己不说出来，我们有谁能知道他的悲欢离合呢？ 能知道，在那样冷酷刺人的外表之下，也是藏着一颗一样柔软的心呢？我们之中，又有谁会试着真正去了解他呢？ 不过，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勇者必先要能忍受孤独，也许是因为他肯“舍”，所以他才能“得”。 而在这世间，有什么是他真正想得到的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去问他，在这里，我只能写下我心里的敬意。我知道的是：这是向一位孤独的艺术家的敬礼。 |